2017年1月6日-8日期间，二〇一六新锐摄影奖面向公众开展一些系列以“新锐时区（New Talent Zone）”来命名的摄影活动。此次邀请到的讲座嘉宾即二〇一六新锐摄影奖的评审，Alec Soth、Marcel Feil、Cristina de Middel以及后藤繁雄。在此，我们将陆续整理这四场讲座，不仅作为二〇一六新锐摄影奖留存的痕迹，也将这些内容传播给公众。
“当虚构比现实更加离奇”讲座回顾
（Cristina de Middel口述）
与摄影结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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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艺术背景的我逐渐地接触到了摄影这个媒介之后，我就觉得，就是这里
最初我学纯艺术绘画专业，会经常做一些绘画类的创作，也很喜欢动漫，所以我一开始的创作方式是用图像的形式来讲故事。之后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在新闻报社担任摄影记者的工作，在实践中，逐渐积累了更多的关于摄影方面的经验，所以纯艺术背景的我逐渐地接触到了摄影这个媒介之后，我就觉得，就是这里，所以我一直选择坚持用摄影的方式来讲故事。
2010年的时候，我不想再在媒体的这个行业继续工作下去了。一方面，我觉得媒体的很多工作，它的信任感是有问题的，它不能让我完全的信服。我也不喜欢媒体诠释事件的方式，他们往往展现的是一种戏剧性的东西，或者是政治色彩很强烈的东西。我想用我喜欢的方式来解释这个世界，我想到了各种不同的主题，就是在媒体工作的时候没有很充分地去表达和关注的，像非洲系列。它作为七大洲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怎样通过摄影这个媒介来表现呢？
开始从事摄影创作的时候，我是为机构工作的，当时我觉得摄影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能够通过这个工具来认知和诠释我们的世界。当时我很年轻，充满了浪漫色彩的想法，觉得可以通过摄影来更好了解我们的世界，所以我也会采用一些类似于纪实的摄影手法，希望通过这样来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观点，然后跟大家进行分享。
所以，我做讲座一般都喜欢用黑白的纪实摄影来开场，这样大家会觉得特别庄严，都会觉得我是一个特别严肃的创作人。
宇航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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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相信非洲也有这样的梦想，不相信非洲也会梦想把人送到宇宙中去，所以我想讨论的并不是非洲，也不是要通过这个项目来讨论太空，我想讨论的是我们这些其他人，为什么对非洲有着非常低的期待
正好，我发现了一个让人特别难以置信的故事。1964年，赞比亚刚刚获得独立，它们做了一件在60年代时候特别流行的事，当时正处在※※期间，苏联跟美国在开展太空竞赛，比谁能把第一个宇航员、第一个地球人送上月球。那时候做航空项目是非常时髦的，赞比亚因为刚刚获得独立国家※※，所以他们也想向世界展示自己大国的重要性和实力，于是在那一年发起了自己的太空计划。
因为这个故事本身就让人难以置信，所以很多人都无法相信这是真的。我们不相信非洲也有这样的梦想，不相信非洲也会梦想把人送到宇宙中去，所以我想讨论的并不是非洲，也不是要通过这个项目来讨论太空，我想讨论的是我们这些其他人，为什么对非洲有着非常低的期待。
我没有办法身临其境，用纯纪实的方式去拍摄，因为我凑不齐去赞比亚的费用。我得想点别的方法，即使不能深入到那个环境中去，也要想办法来把故事讲完整。
《宇航员（The Afronauts）》中所有的图片都是在西班牙完成的，我是西班牙人，拍摄地是离我爸妈家是20分钟路程的地方，这里虽然在西班牙，但看起来却很非洲。另外，我还找了一个非洲模特，让外婆做了一套类似宇航员制服的衣服，还从电影里面选取了静帧的画面做背景。我从很多渠道，包括媒体上找了很多大众对非洲和太空都非常熟悉的场景，比如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影像，比如媒体报道非洲战争的影像。媒体报道中也会出现非洲象的元素，我的作品里也把大象用进去了，但我选的是亚洲象，我想造成一种看上去一切都非常真实的感觉，虽然这些元素都是凭空制作的。所以，等于我是用一种奇幻的、虚构的语言来描述一个真实发生过的事情，那么，观众在接受这样一种有双重的冲突性的画面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冲突感和一种莫名对撞的感觉。
除了刚才说的这些视觉元素，我还会从一些文献资料里去寻找，比如下图。美国新墨西哥州有一个小博物馆，主要是围绕着外星人到地球的这样的主题，所以有很多的传说，包括外星人来到地球被美国中情局拉过去做身体解刨等。这张照片其实是一张到此一游的参观照片，我把它用到了我的故事里，通过图片的重组，好像就赋予了它的另一种意义、另一种感觉。当然我还是更加希望用一些创造性的方式来使用我的照相机，通过实验来看看它更多的可能性，更好的为我所用。
我还需要拍一些有东西在天上飞的画面，包括UFO这样的不明飞行物，但我又没有预算去进行这样的拍摄，所以大家看到的上图，它其实是一个湖面，我把它拍下来，倒过来呈现。在这个作品中，我还用到了一些文件资料，有一些是真实，有一些是虚构的。至于为什么这样使用，主要是为了让观看的人进一步对这个作品的整个事件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2012年，《宇航员（The Afronauts）》做成了一本摄影书，这本书也秉承了这个项目的精神，一方面它有一个宏大的叙述，另一方面它也很好玩。这本书在当年入选了最佳的摄影书奖，让我从中获益不少，所以才有机会能跟大家进行这样一个交流。
刚才介绍的第一个项目叫做《宇航员（The Afronauts）》，因为这个项目获得了很大的认可，我之后的生活、创作都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后，有很多新认识的朋友们都希望我能继续从事摄影书籍的创作，所以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我已经出版了11本摄影书。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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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书是60年代的时代经典，而我这本书就算当代版的对中国的文献式的记录。
之前说的《宇航员（The Afronauts）》它是一本体量较小的书，接下来说到的这本，规模比较大，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本。当时我从原单位辞职，整个生活经历了非常大的变化，感觉生活状态一团乱，我很想从这样的状态当中抽离出去，所以我选择了从西班牙来到中国。
在中国待了四个月之后，我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架构在脑子里，有的只是500多张图片，这些图片我发自内心的觉得很好，它们都很有诗意，还有一种隐喻在里面，像是我个人的一部图像日记。
当时我已经因为摄影书成名了，我想做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但我对中国不了解。此前根据小红书，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大概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不是非常社会主义的样子。这本书的名字叫《Party》，这个词在英文里面有两种意思，一是政党，另一个意思是派对。小红书里 party 这个词也出现了很多次，所以我把 party 作为关键词提取了出来。
所以，大家看到这些就是《Party》的基本架构，我会把图片跟小红书里的文字进行搭配，描述我想象的中国。小红书是60年代的时代经典，而我这本书就算当代版的对中国的文献式的记录。
这本书看起来政治色彩很强，也是我刻意地想营造的一个效果。我选的尺寸、大小跟小红书一样大，排版也接近。只是在文本上把我拍的图片插入进去，是我非常个人化的作品，每一个页码所对应的是我当时的生活状态，也是在那个阶段重塑自我的一个状态。这个项目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项目，做完这个书我就再也没有到中国来过。
Poly sp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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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些邮件的内容很有意思。通过这些邮件，我们看到了在世界不同的部分，哪怕他是来骗你的，他是来诈骗你的，但这里面也会有各种不同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人跟人之间互动的形态。
在中国大家有没有收到过垃圾邮件的经历？下面的项目是我2009年开始做的，比《宇航员》还要早，不过这本书出得更晚一些。我很喜欢收集垃圾邮件，我觉得这些邮件的内容很有意思。通过这些邮件，我们看到了在世界不同的部分，哪怕他是来骗你的，他是来诈骗你的，但这里面也会有各种不同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人跟人之间互动的形态。
比如，在西方这些垃圾邮件通常都会说，你可以通过银行账户拨出一部分款给予谁谁谁一定的帮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邮件也是满足了我们的心理，是一种良性的欺骗方式。我们都知道，这些垃圾邮件的发件人都不是真实的，但是我想对这些发信人根据我的想象进行一个描绘。
上面我们看到的这封信，发件人就自称自己是一个俄罗斯寡妇，老公在海啸中丧生，有亲戚来抢她的钱，她现在口袋里还有两千万美金希望把这些钱转到我的账户上去。
上面这封信号称自己是一个非洲的银行职员，这里给我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因为我之前的项目，我知道非洲的大象、城市、士兵长什么样，但我无法想象非洲的银行，所以我还要去非洲看一下。
这位号称自己是一个非洲国王的女儿，她拥有钻石矿，父亲被叔叔杀死了，她住得不好，于是给我写信，希望我给她发一个邀请函能够让她来到欧洲。
这个项目其实比《宇航员》做得早，当时我在报社工作，作品在画廊展出的时候我很多同事都来了，看过之后，都觉得很惊奇，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去过非洲的这些国家，也不知道我用什么方法让这些人同意给他们拍照的。看到这些图像的时候，他们不觉得这是假的，看到信和垃圾邮件之后他们才都知道都是假的。
书是2015年做的，很小很小的一本摄影书，只有8张图，以信封的方式装订。每一个作品它都是有一封信然后配上图片，整本书工艺非常简单，手工制作。
2009年，因为一些原因，我很想逃离。我特别好奇很多关于非洲的图像资料，但是关于非洲的这些图像跟非洲之间关系是非常奇怪的，那么多的视觉资料实际跟真实的非洲的之间的关联是很少的，几乎没有人能够用图像的方式来表现真实的非洲，所以我之后也是往返于非洲很多次，不仅仅是为了创作，我也希望能够在当地的摄影社区、摄影领域，给他们进行一些交流和帮助。我相信，在未来应该让非洲的摄影师、非洲的摄影爱好者能够自己来制作关于非洲的自画像。
This is what hatred 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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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的时候，很多问题的出现都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因为缺乏认识以及对未知事物的恐惧感造成的，所以我希望我的书能够构建起一个理解非洲的桥梁。
《This is what hatred did》是我在非洲做的关于非洲的最后一个项目，这个项目跟《宇航员》正好相反，《宇航员》我是把真实的事情做得像假的一样，这个项目正好反过来，把虚构的东西做得很真实。《This is what hatred did》的图片灵感来源于非洲的一部小说，等于我把这本小说制作成了一部剧本，根据剧本把人物呈现在现实当中，所以这些图片都是在拉各斯（尼日利亚旧都）拍摄的。
小说的内容是关于一场恶梦的经历，一个5岁的孩子，他的村庄被侵略，他逃到了一个魔法地界，这里有很多妖魔鬼怪居住，这个孩子被困在这里30年，小说讲述的就是他逃离魔法地界的经历。
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读者能对非洲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很多的时候，很多问题的出现都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因为缺乏认识以及对未知事物的恐惧感造成的，所以我希望我的书能够构建起一个理解的桥梁。
一般我手头会同时进行四、五个项目，每一个项目它都可能在不同的阶段，我特别容易觉得无聊，精神可以集中的时间很短，所以我要不断地寻找新鲜的刺激来激励自己进行创作。所以，我的手头可能同时会有五个项目在做，一些在调研阶段，一些已经在制作了，一些在编辑、设计或者在推广，所以我可能每天就花半个小时或者一小时在每一个不同的项目上。
Jan Ma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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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你真的去看它翻阅的时候，其实并不是那么方便，整本书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作品、一个物品、一件艺术品在呈现。
《Jan Mayan》跟之前说到那些项目很不一样，因为这是一个合作项目。去年，我碰到一个私人摄影收藏机构，他们专门收藏了一些过去20年间奇怪的摄影图像，这个收藏机构规模比较大，收藏的东西非常古怪甚至是疯狂，对我来说认识他们之后就好像发现了一个新天地。
有一次，他们负责收藏的人寄给我一本书，他跟我说这个书肯定是我喜欢的。书里面有很多内容，包括有日志，玻璃板，还有很多的老物件，内容是人类到北极的一次探险。
整个这本书描述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书里面的内容是1911年一群英国人和德国人的一次航行和探险，他们的目标是要去找到一个小岛，其实这个岛当时也已经被发现过了，但是他们就是想要再进行这样的一次探险，想再一次发现它。
这里面每一个人都号称自己是科学家或者专家，但启航之后，却发现这些专家们其实也都不那么专家，整个船上没有人带罗盘，因为他们骄傲又自负，加上德国和英国当时处在比较微妙的战前紧张竞争关系当中，所以没有人在这个时候说要放弃这次探险。他们继续航行，而且也确实到达了这个岛屿，因为船体量太大没有办法在岛上登陆，只能在到达之后返航。这一群人当中有一个摄影师，他提议大家在英国北爱尔兰海滩上一起摆个姿势留影，假装在岛屿上登陆拍了一张照片。
那我做的是什么呢？我的工作就是把那一次假装登陆的情景还原出来。这个项目之后也以展览和书的方式进行过呈现，书就是上面这些图像，我把真实的文献资料和虚构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混合，将它们全都揉捏在了书里。《Jan Mayan》当时只做了100本，全部用古董纸手工制造，因为这一次探险是在1911年，所以我们选用的这个纸张也是这个年份的。当你把这个书扔出去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形态就是那种山峦的形态，这本书你真的去看它翻阅的时候，其实并不是那么方便，整本书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作品、一个物品、一件艺术品在呈现。
Cristina de Middel × 言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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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由:其实她在讲的时候，特别想知道她是怎么看待小红书？中国读者的一些反馈，因为我一直是关注世界上这种摄影书的潮流，有一些朋友会关注这样的一些书，所以我可以给她一些我的朋友对她这本书的一些反映。其实说实话，我的朋友，包括我在内，其实我们会更喜欢像《宇航员》这样的书，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是更有意思一点，因为就像你自己说的，做了一本书其实是自己并没有多了解中国，然后做了这样一本书，对于我们来说，它更多感觉像是一个比较浅层次的一个解读。但是你又是最喜欢这样的书。就是另外同样结合其他有一些西方欧美看待中国的一些摄影师，比如说类似于任航，但是在中国反而是大家对他的认同会少一些，所以就是说，我就是在疑虑就是说这是否是一个西方看待中国，和中国自己看中国，这样一个不同的一个观点或者视角。
Cirstina de Middel:我其实很同意这个，你刚才说的对于这个书的一个观感，我也不想为自己来辩护太多。我拍这些关于中国照片的时候，是先于《宇航员》项目的，但书是在《宇航员》那本书做完之后做的，因为有这样一个时间差，这其间我个人的历程也是处在一个变化、一个转折当中，所以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最喜欢小红书的原因。因为它好像对我来说有一种象征意味，有一种人生的转折、递进的感觉在里面。我也知道，我做得不是说要对中国进行一个肖像式的表现，然后我也说这个书其实它并不是说多么深刻，是比较浅层次上的一个表现，但是对我个人来说，这是我创作当中很有必要的一个创作，很有必要的一个步骤，因为这是我对于这样一种舞台式的拍摄、摆拍，一种虚构式的表现的一种尝试。
言由:所以Cristina是不是有这种欲望，会想继续做一些中国的稍微更深入的作品？
Cirstina de Middel:那关于这个，就是因为我现在的工作的一个重心可能更多的是在南美，因为我现在住也是住在墨西哥，然后可能在近两年我的创作的重心可能不会放在中国的题材上，但是中国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然后我一直也是对这里充满好奇，所以我觉得在之后可能我会在我的创作当中聚焦的目光重新在放回中国的题材。
言由:能不能简单说下今年新锐摄影奖的入围者？稍微透露下自己的感觉
Cirstina de Middel:因为今天早上对新锐奖几个最终的入围者进行了一个地一对一的面谈，所以其实在今天早上之前我已经通过一些电子文档对他们的作品，也是对他们作品的阐述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前已经在屏幕上看的时候，我对他们的作品也已经留下了比较深刻印象，今天早上通过和他们有一个面对面的交流，我们对他们的感观更加的好。这些新锐摄影师通过更加直观的方式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介绍和阐述，然后也有一些交流和互动，这些作品给我感觉是非常坦率的作品，也让我感觉和预示到之后他们继续创作会产生一些更好的成绩。未来我也希望能够对中国当代的摄影界有更多的渠道去了解，也希望我们能够更方便的去获得关于中国当代摄影相关的信息。
言由:当然我们在私下还聊，就是刚才聊到问题，就是她看到那么多好的作品，其实在之前并不知道新锐摄影奖这个奖项存在，但其实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七届，并且从去年（2015年）质量提升到了某一个比较好的高度。所以，我想问一下，你对新锐摄影奖怎么才能够让世界上更多其他地区的摄影从业者知道有什么好的建议？当然包括给摄影师有没有更多的建议？
Cirstina de Middel:如果你要问我怎么在中国让你的作品有更好的一个被大家看到的渠道我说不上来，但是如果在我更熟悉的西方的架构下面，首先对于我们的摄影师，对于年轻的艺术家来说都一样，就是你要有沟通的技巧，你要有一个作品呈现平台来推广自己的作品，让自己的作品很容易的被更多的人所看到，当然这个也是需要一定运气的。我的成功也是一种运气，也是在对的时间碰到对的人，才有这个成功。在西班牙我们有一句话，幸运它总是会找到在工作中的人，所以说你还是要自己不断的创作才有可能让幸运找上你！所以一方面要不断的积极的开展自己的创作，然后通过个人的网站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更多的展示。
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是你还是要参加更多的国际的摄影类比赛。像我的话我从来没有赢过比赛的大奖，但是我会去参加，我会去投稿，这样的话有的时候这一些参赛的评委他们就会在之后的一些比如说摄影节的活动中、项目当中也会向我发来邀约。所以作为一个全职的、专业的摄影艺术家来说，我觉得参加比赛去投稿也是一个展示你自己作品的很好的方式，当然你也要更多的去跟策展人交流、跟摄影节的相关方面有交流。
另外同时很重要的一点你也要互相了解别人的创作情况，不要闭门造车，像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自己的这个想法特别特别的好，但有可能你知道的这个特别好的想法在早两年的时候人家已经做过了，所以保持敏感度，保持对业界的一种最新资讯的敏感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现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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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因为大多您的作品都是有一些“灰色地带”，包括你用摄影和小说或者一些文本以及你会在一些街拍里边插入，一些摆拍，然后在你选择题材的时候你会考虑这个题材是否适合你在灰色地带里边发挥，还是说你一开始就决定会在灰色空间里边创作，主题和你的方法肯定是一种互相选择的关系，具体想了解一下你在创造方面的选择。
Cristina de Middel：我的姓氏其实就是中间的意思，我的姓就已经点题了我的这个人，在我家里面的排行也是当中的，而且我整个生活状态更多的时候也是处在不上不下的状态当中，那我的摄影作品可能很多的时候也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这个可能就是你说的灰色地带的意思。
我喜欢艺术的语言表达方式，我也喜欢一种视觉化的比喻方式和隐喻的方式，我不喜欢那种很直接的文学式的表达方式，就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这样一种表达方式，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了摄影，因为我看到了在摄影当中，它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能够去超越一种文学式的记录式的语言表述，我是选择我艺术性的语言来描述真实世界当中的一些主题，这样一个方法的结果，就是我刚才给大家看到的我之前的一些创作。
我在选择主题的时候，不会去选择已经有答案的主题，而是选择还有不确定性的主题，有一扇门开在这里能够让我有探索余地。因为我的创作作品的目的总得来说就是想表达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个视觉时代，我们要更好的去适应这样一个时代，因为我们现在可能通过单单读图，都不需要文字、声音的支持，你就获得了需要的信息，比如说我们手机里面用的哪些表情图象，它们其实就好像是一种没有语言的语言，但是每个人都懂它是什么意思，而且每个人都在用，我们这一代是生活在视觉化的时代，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的视觉化趋势会更加明显。
这样的时代里面，就要求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训练自己，能够更好的去适应这种视觉化的表达，你要去能够破解图象背后的意思。比如说我们看广告里面做洗发水的广告，那个头发非常的柔顺闪亮，去买这个洗发水的时候，肯定心里都是很清楚的，这个实际的效果自己用了之后不会像广告一样，那这说明什么？这就说明我们懂了图象背后的信息，那这一点不仅仅是对于广告，其实对于我们去解读摄影都是这样的，去解读图象背后的信息。所以我的作品可能更多的是希望能够激发人去探索对于摄影更加具有批判性的一种思维，具有更多的好奇的探索。
Q：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媒体工作多年，之后做艺术展，做艺术作品，从你的经历来讲你的艺术表达的方式是怎样的？第二就是说在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摄影师，这个对于她来说是一个挑战还是机遇？
Cristina de Middel：我先说第二个问题，新技术我觉得它不是一种威胁，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因为对于严肃的摄影师来说，这就意味着你会有更多的观众，因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视觉表达的敏感度会越来越高。像电视直播兴起的时候，新闻摄影视之为一种威胁，因为可以直接在马路上进行现场直播式报道，还需要新闻摄影吗？一开始大家觉得这是一种很大的挑战，但事实呢，也没有对这个行业构成什么威胁或者挑战。
再比如作家的话，不会觉得因为现在人人都有笔，人人都可以写字，他就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和挑战。所以说对于真正专业的人士来说，一些新技术的兴起，它更多的意味着你可以拥有更多的听众、观众和受众，这是你的一个好机遇。
第一个问题，之前我做了十年的摄影记者，我想之后的十年我一直是对我摄影记者的经历用另一种我自己的方式在做回应，所以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对一些经典摄影，新闻摄影的一些题材和话题来进行一个重新的演义。
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也开始涉及到所谓的艺术世界，艺术界跟新闻领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说我的作品当中有什么发展的脉络或者线索的话，可能就是从对新闻摄影，对新闻题材进行一些批判，一些探索，然后转向对艺术市场，对艺术本身的批判和探索，这个批判和探索当中也是融入一种反讽幽默的气息，因为我很多时候都处在这样一种中间的、不上不下的状态。比如说我的作品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说，很多人觉得过于纪实了，但是作为一个新闻摄影师来说，又过于的艺术化了，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好像很难对我进行一个定义。
我的作品你可以在画廊里、美术馆里能看见，但是你在报纸上好像也能看见，这样的现象可能对艺术世界来说会觉得难以消化，比如说你要花一万美金买一件摄影作品，但其实这个摄影作品你在报纸上也会看到的。这个时候连买家也会有犹豫，所以这对于我自己和我合作的画廊来说，会遭遇到这样的困境。我觉得在之后的这几年，我自己主要的兴趣点，可能会更多的转向对于艺术界的挖掘和探讨，因为我现在可能更多的投身到了所谓的艺术市场的领域当中。
Q：可不可以从Kevin Carter、Joan Foncuberta、Guy Tillim中挑选一位或者几位对你影响比较大的摄影师？
Cristina de Middel：我先说一下Kevin Carter，我对他的感觉就是体系里的一个受害者，因为摄影它是从19世纪开始发明、兴起的这样一个媒介，其实从历史上来讲，我们一直有这样一个所谓的摆拍还有一个移动式摄影的分类，移动摄影随着它的发展就进入了电影行业，比如说我们看《星球大战》的时候，观众不会说因为这些场景是假的然后去跟导演愤怒，但是对于摆拍来讲，为什么大家感觉好像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觉得拍摄就一定要是一种鉴证调查式的呈现呢？
其实人类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总结出用图象来讲故事的可能性。对于Kevin Carter来说，他的作品是在非常极端化的语境下面触动了极端化的反应，他最争议的作品就是那个非洲的小女孩在战乱当中被旁边有一只秃鹫围着她的身边虎视眈眈的要去吃她，他这张图片争议是摆拍的，不是真实的抓拍，可能放到现在来说不会引起那么大的轩然大波，但是在当时来讲却不一样。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中，大家对于新闻摄影的这个类型，有一种罗曼蒂克式和英雄主义的期待，尤其他的题材又是战争和反战，这个照片承载的内容也是超过了摄影本身应该承载的，所以我觉得他如果晚生20年的话可能情况就非常不一样了。
另外你提到的Jhon Foncuberta，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当代摄影师，人也很聪明。而且他摄影的方法跟我之前其实有很多共通的、相似的地方，在很多年之前我有参加他三天的工作坊，但是在头一天结束之后我跟他说我要走了，我再也不会来了，因为他说的很多的方法，很多他的表达的方式我都完全的不认同。其实我们两个人在最后各自的实践的当中，找到的表达方式、解决方式其实是相同的，而且我们后来也是关系不错的好朋友。
我觉得他的作品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那种幽默感，他不是很把自己当成一回事儿的一个人，他是喜欢“玩”的，我就是很喜欢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的人，我一直信奉的就是要通过一种幽默的戏剧方式来传递我想传递的一种信息。所以在批评的时候，为这种评判注入一丝幽默，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进行交流表达，比指着鼻子一味的去指责效果要好很多。比如说在报纸上，很多报纸都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好像有一种指责的感觉，觉得为什么作为读者你没有关心非洲问题，没有去关心叙利亚问题，可是你在接受这种指责之后，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干什么，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幽默感它对于能够激发观众共鸣感。
Q：刚才看到你的照片都是一些文献性的，一些真实的和一些自己虚构的照片结合在一起，我在想如果很多很多年以后，如果当人类发现这些照片的，把它当做真正的历史的时候，你会怎么想？
Cristina de Middel：因为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所以觉得未来的人，思想不会是那么局限性，那么狭隘的，他们应该也可以理解这只是另一个版本，另一个面向的真实。所以我们所谓的真实，其实它应该是一种多元观念的集合，如果他们发现我的作品的话，那这个只是我自己提供的一种版本的一种真实，而且在我这些作品上面，我的名字一直会出现在上面。我也觉得所谓的摄影要表现的是真实这样的观念可能在不久之后就不适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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